等你，到岁月尽头（2） (第1/2页)
2、寒风萧瑟
苏倩倩从上海转学到这座海滨城市，完全是因为爸爸苏正康的工作调动。苏正康原本是上海市国资委的主要负责人，调到临海市成为该市的高层领导之一，算是升迁提拔。而苏倩倩的妈妈黄诗丽生长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一句“阿拉是上海人”总能令这儿的人刮目相看；上海行走在时代的最前列,一直都是时尚、尊贵和富足的代名词，只要住在上海，哪怕是挤窝棚、喝凉水都是风光和体面的；所以黄诗丽是怀着十二分的纠结离开上海来到临海的。而苏正康则不以为然：“上海那地方人才扎堆，我一直在那位子上原地踏步，再不挪动一下可就晚了。等我把这名头熬大了，再杀回上海也不迟。这叫‘以退为进，曲线革命’嘛。”女儿苏倩倩更是一副离谱的腔调：“上海，妈妈心中就只有上海，上海有什么好？一个名利场，一座被欲望淹没的城市。”夫妇俩笑笑，并不惊讶。这个表面娴雅文静的女儿常常发出这样离经叛道的奇谈怪论。从小，这就是一个喜欢自作主张的孩子；妈妈给她买的衣服和鞋子不入她的眼，她非得自己挑；爸爸让她学钢琴和小提琴，她却坚持要报围棋和跆拳道；小学四年级开始，她就不肯让父母接送，上学放学都是自个儿蹬着自行车一路飞驰；星期天，别的女生都爱拉上闺蜜去压马路，她却喜欢窝在她的手掌形沙发里边嚼话梅边看闲书，读到有趣的文字就在沙发上手舞足蹈,看到伤心的故事就钻到被窝里哭得大雨滂沱；她欣赏有内涵有个性的男生,那些不学无术的浪子阔少令她反胃,他们的殷勤只会换来她的冷漠和讥诮。她宁愿把她的爱心献给那些无家可归的猫和狗，也不愿意跟那些无聊的男生多说半句话。一只流浪的巴哥犬被她带回家来，巴哥犬的神情让她想起美国总统克林顿，于是她将巴哥犬唤作“克林顿”。每天放学回家，她都要跟“克林顿”亲热一会儿。
在她眼中，同为海边城市，上海的空气不仅浑浊而且弥散着一股浓得化不开的俗气；而这里的空气纯净宜人，透着海的温润。上海的天空阴郁晦暗，像一张半死不活的脸；而这里的天空高远幽邈，宁静而神秘。上海的海像上海男人一样温婉柔顺，而这里的海更有海的模样和性格，粗犷，豪迈，也不乏温存。所以，苏倩倩渐渐喜欢这座城市了。
当然，这座城市也有让苏倩倩不太喜欢的地方，那便是她就读的学校，严格地说，是她所在的班级。她初来乍到，所有的任课老师对她都很和蔼，班主任郝老师更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可这并不让她喜欢，她说不清理由。更令她不自在的是班上的一群男生和女生，常常向她投来艳羡或嫉妒的眼光，呈上赞美或奉承的话语。她隐约意识到她的到来使这个班级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难道是因为自己来自中国的魔都大上海？是因为她光彩照人的家庭背景，还是因为自己长得不俗的容貌？她不愿多想，但她并不喜欢这样。
对了，还有班上那个拄着拐杖，蜷缩在角落里的像影子一样飘渺的男生，很少有人和他搭话，他的存在与否仿佛与这个班级毫无关系，班上所有的集体活动都与他无缘。在那些阳光泛滥、活力四射的男男女女中间，他像是秋天里一棵枯萎的瓜秧。当初，她曾在不经意间关注过他，也曾想主动和他拉一拉话，可是内心总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牵肘着她。她渐渐意识到，这是一种群体力量对她造成的威压。当一个群体有意或无意地排斥某个个体，其他的个体会不自觉地被这个群体所吸附，然后一致去孤立那个个体；这种群体对个体拥有的绝对权威和主宰力量，让她不寒而栗。然而，这个男生孤寂的身影不时在她眼前闪过，她不能忘记第一次到这个学校报到的那个清早，在学校附近的巷口，一个背着书包，满脸惊恐的小学生倚靠着一个拄拐杖的男生，男生眼里喷出的怒火让两个流里流气的男生望而却步，扔下一句“小家伙，算你走运”就溜掉了。后来她才知道，这个拄拐杖的男生竟是她的同班同学，名叫杨凡。
当郝老师找她谈话，希望她能担任这个班的团书记时，她本想谢绝，她不愿意去管束别人，尤其是这个看来并不简单的班级。可最终，她那敢作敢为的天性和一种莫名的冲动竟然使她答应了郝老师。
晚上回到家里。苏倩倩一边抚摸着“克林顿”，一边向家人宣布：“本小姐明儿将走马上任，出任班级团书记啦！”
苏正康点点头：“有出息，好好干，这才像我苏正康的女儿。”
黄诗丽指着父女俩：“哼，一对官迷。”
苏倩倩说：“我才不是，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苏正康笑着问：“是吗？说来听听，你怎么‘全心全意’？”
苏倩倩说：“我们这个‘五星级班集体’名不副实，学生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拉帮结派,为人处事刻薄势利；遇到强者他们巴结逢迎，看见弱者他们视而不见，不知道什么叫友爱，什么叫尊重；我出任团书记，就是想尽可能地改变这种不和谐的局面，让这个班级多一点的温情。”
“呵，我女儿是个有抱负的人哩，一切伟大的行动都是从悲天悯人开始的。”苏正康朝女儿竖起大拇指。
苏倩倩又说起杨凡: “人和动物不一样就在于人除了吃饭，还需要尊严和爱，尤其是那些身患残疾和在困境中挣扎的人。我们有什么理由歧视他们甚至践踏他们呢？”
“是啊，一只蚂蚁，一个残疾人，一个贫困的家庭，一个弱小的民族，他们为争取最基本的生存权，最起码的尊严而苦挣苦熬;而那些自恃强大的人们常常为了一己之私而肆意剥夺他人的权利，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依然在这个世上大肆横行！”苏正康也深有感触。
“我偏不信。”苏倩倩有些赌气地说。
黄诗丽在一旁敲着桌子说：“瞧瞧你们俩，一个唱，一个和，跟两个哲学家似的，你们还是替自己操操心吧。好端端的上海不呆，非要跑到这个鬼地方，看你苏正康能混出个什么名堂来。还有你，苏倩倩，我可警告你，再过一年多就要考大学了，你的目标是复旦,是复旦，知道不？你给我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听到没？”
苏正康知趣地说: “老婆大人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民以食为天，开饭开饭。”苏倩倩也吐了吐舌头，帮她妈妈盛饭去了。
苏倩倩走马上任的第二天就召开了团委会和部分学生座谈会,提出创建“和谐班集体”的设想和建议，比如不在背后议论他人是非，把主要精力投放到学习上，成立互助小组帮扶后进生等。她的提议得到与会者的积极响应，尤其是齐天，盛赞苏倩倩此举深得人心。因为有了团支书的身份，苏倩倩觉得现在帮助杨凡走出困境名正而言顺。她找新任班长吴永仁商量，打算给杨凡安排一个劳动值日的工作。吴永仁有些迟疑，他说先前没有安排杨凡值日就是因为他腿有残疾，又说这也是齐天和郝老师的意思。
苏倩倩说：“不让他参加值日看似照顾了他，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歧视，暗示他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他有权利也有能力参加劳动，我们应该把他当作一个健全人来看待，而不是把他跟别人区别开来，郝老师那里我去解释。”
吴永仁点点头，两个人决定给杨凡安排一个扫地的值日工作。
一个大课间，苏倩倩走到杨凡的座位前，对他说：“杨凡，我和班长商量了一下，让你参加周三值日，你负责扫地如何？”
杨凡没有吱声，他在家里洗衣，做饭，打扫屋子，包揽了一半的家务，这点事是小菜一碟。不过，自上学以来，班级上的劳动值日都与他无关，他在他们眼中也许就是一个废人；现在忽然通知他参加值日，他颇有些纳闷，不知道这新任团支书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苏倩倩笑着说：“你没有反对，就代表你同意了！另外，以后每周一的晨会你也必须参加。”她的语气坚决得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杨凡依然没有吱声。苏倩倩往脑后拢了拢乌黑的长发，又像云朵一样飘走了。杨凡呆呆地望着她的背影，一时回不过神来。
周三放学后，杨凡和另外三个男生从教室的储藏柜里拿出扫帚和簸箕，开始他进高中以来的第一次值日。他一只手拄着拐杖，一只手拿扫帚扫地。他扫得十分仔细，不放过丁点灰尘；他要用行动向别人证明他的劳动能力。他埋头扫着，忽然感觉前面有个身影在晃动，一抬眼，是苏倩倩；一张一张的凳子正被她挪到人行道里。
苏倩倩朝着他微微一笑：“方便你打扫。”
那笑容让杨凡心窝一热：这个班上还从来没有人给过他这样温婉的笑颜。
杨凡想说一声“谢谢”，可总觉得喉咙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就是说不出口。他恨自己这副倔脾气，依旧默默地扫地。
“呵，看来我们找对人了，差点放掉你这个熟练工。班上还没有哪个同学打扫得有你这么干净呢。”苏倩倩瞅着十分干净的地面啧啧称道, 又对另外两个扫地的同学说: “你俩过来看看人家扫的地，再瞧瞧你们的。”两位同学挠挠头，不好意思地说：“我们在家都不扫地。” 苏倩倩笑着说：“何止不扫地，恐怕油瓶倒了也不扶吧；不过，我也跟你俩差不多，嘻嘻。”
杨凡心里一阵冷笑：这个团支书真逗，把我当三岁小孩哄呢。
苏倩倩、杨凡和其他几个值日生一起把垃圾倒在塑料袋里，然后丢到一楼走廊的垃圾箱里。
几个人缓步走在校园的甬道上，苏倩倩指着西面的天空叫起来：“你们看，那儿多美。”果然，西天有片片玫瑰般的火红，夕阳仿佛被熔化，天空化成了一匹色彩斑斓的锦缎，夕阳下的校园分外静谧安详，花草树木像镀了金一般在晚风中摇曳。
这些日子，杨凡敏锐地感觉到班上的同学对他的态度有些微妙的变化：有同学在说笑时会用友善的眼光瞄他一眼，在分零食时也会扔给他一个，甚至有同学跟他借数学作业“参考参考”，偶尔，他也会跟他们借橡皮或圆规直尺。他和大家一起参加周一的晨会，一起唱国歌和校歌，有时苏倩倩还会请他帮忙检查有没有同学忘戴校徽和团徽。虽然他习惯了别人漠视的眼光，这一切让他有些措手不及甚至有些惶恐不安,但他仍然不时感到有一股暖流在体内激荡。
杨凡的脸上少了些阴郁,多了些明朗;一丝微光投射在他幽暗的心田上。他隐约感知到，这一切与那个上海女生不无关系；然而随之而来的一个疑问又开始困扰他：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是为了向大家证明她的博大和仁爱，那她可以去福利院；如果是想为自己的形象增光添彩，可她的美艳足已让班上的女生变成了红眼兔子；难道是为了拯救我这个“异类”来显示她精神的优越？那我只有对你的“伟大”和“崇高”表示我的不屑了。上海女生，真他妈矫情！于是有那么几天，当苏倩倩请他整理团员信息的时候，他冷冷地回了一句“我没空”；当苏倩倩问他有没有看过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时，他硬邦邦地回了一句“没看过”。他望着苏倩倩离去的背影，狠狠地咒骂自己：“别人拿你当空气，你自怨自艾；别人给你送温暖，你又疑神疑鬼。”
不过，真正令他烦心的还不是这些，而是横亘在现实生活中的沟沟坎坎。
妈妈的眩晕病反复无常，像随时来勾魂的牛头马面，经常把妈妈折磨得半死不活。妈妈在超市挣来的工钱除去兄妹两人的学杂费，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家用。邻居良叔的话时不时地跳出来刺他一下：“你是家里唯一的男人。”
“我是男人，可我是一个没用的男人，是一个连自己都养不活的男人！”他哀叹道。他想给妈妈治病，想给妹妹买一条花裙子，也想给自己换一把“雅马哈”民谣吉他，这些不过是他的妄想，他什么也干不了。
可这日子还得一天一天往下过。
摸摸口袋里还剩下的几毛钱，他一脸怅然。又到吃午饭的时辰，校园里弥散着阵阵诱人的菜香，生生地煎熬着杨凡的五脏六腑。同学们三五成群，欢呼着冲向校园西北角的学生食堂，然而这却是杨凡一天中最难堪最凄惶的时刻。食堂里的菜肴品种丰富，花色繁多，杨凡只能吃最便宜的白菜熬豆腐或清炒土豆丝，搭配一份免费的菜汤；而他身边的学生则大快朵颐，把鸡鸭鱼肉的鲜美用响亮的声音渲染得淋漓尽致；那一刻杨凡的胃开始抗议，不争气地呐喊，蠕动和挣扎，像一个撒泼耍赖的顽童；他拿它毫无办法，只有拼命地咽着涎水，咽得喉头不住地颤动；理智在强大的生理需求面前溃不成军，以至于一切有关美食的文字和图片都能将他引诱得神智恍惚。他知道，自己对于美食已经表现出一种近乎病态的欲望。这种欲望在午餐时分会加倍膨胀，于是杨凡有意避开就餐的高峰时段，在同学们打着饱嗝，陆续离去之际，他才姗姗前往。打菜的胖师傅看到杨凡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偶尔会发点善心，从铁铛子里刮一点鱼香肉丝或宫保鸡丁到他的碗里。他的一声“谢谢”刚到嘴边，胖师傅就“啪”地关上玻璃窗口。他们并不希罕别人的感恩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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