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五年前的一个夏天 (第1/2页)
　　
　　五年前的夏天，我的生活里还有“演出“这件事。
　　
　　那时候我们乐队叫“回声“，名字是我取的。赵北川说太土了，我说那你取一个。他想了三天，说那还是回声吧。我们在成都的地下livehouse轮流演出，有时候一周两场，有时候一个月一场，看老板给不给排。演出的报酬一般是三五百块钱，加一顿宵夜。有一次老板喝多了，给了我们八百。赵北川那天晚上请全乐队吃了火锅。
　　
　　那年我二十三岁。二十三岁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以为三五百块钱加一顿宵夜，就是一个人全部的未来了。
　　
　　那天是七月十四号。
　　
　　我记得不是因为什么特别的日子。是因为那天成都热得要命，录音棚的空调坏了，控制室像个蒸笼。鼓手老周光着膀子坐在角落里扇扇子，赵北川在调贝斯弦，我在弹一段新写的旋律。
　　
　　老周说，暮哥，你这段弹了快一个小时了。
　　
　　我说我在改。
　　
　　赵北川头都没抬，说，他不是在改，他是在躲。今天晚上有演出，他紧张。
　　
　　我说放屁。
　　
　　赵北川说，你每次紧张就弹这一段。
　　
　　我看了他一眼。他没理我，继续调弦。
　　
　　老周在旁边笑。他说，暮哥，你写歌的时候挺厉害的，一上台就跟被人掐了脖子似的。
　　
　　我说你闭嘴。
　　
　　那场演出在玉林路往西走两条街的一个地下livehouse，叫“噪“。名字取得到位——那地方确实很噪。场地是一个旧仓库改的，墙上贴满了演出海报，一层盖一层，厚的能揭下来当纸板用。空气里永远有一股啤酒和香烟混在一起的味道，台上唱歌的时候台下的木头地板会跟着鼓点一起震。
　　
　　那天晚上来的人不多。大概三十几个，散在场地里，有人靠在墙上抽烟，有人坐在啤酒箱上，有人站在最前面等着开场。我站在台上调试吉他的时候，往下面扫了一眼。
　　
　　她站在最后一排。
　　
　　不是因为她在最后一排我才注意到她。是因为她看起来不像是来看演出的。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袖口卷到手肘，背着一个帆布包。头发刚到耳朵，手里没有啤酒，没有烟，也没有朋友站在旁边。她就一个人站在那里，两手插在口袋里，看着台上。像是在等公交车。
　　
　　又不太像是在等公交车。
　　
　　我说不上来。
　　
　　赵北川在后面喊我，说准备好没有。我说好了。然后鼓手打了四个小节的前奏，演出开始了。
　　
　　那场演出我们演了四十分钟。我的吉他solo有一处弹错了两个音，但台下没人听出来。赵北川的贝斯抢了两次拍，老周的鼓点有一处快了半拍。整体来说——不怎么样。
　　
　　但她在最后一排站了四十分钟。
　　
　　散场的时候我从台上跳下来，往最后一排看了一眼。她已经不在了。
　　
　　赵北川在后面收线，他问我，暮哥你看什么呢。
　　
　　我说没什么。
　　
　　他说，那个穿白衬衫的姑娘？
　　
　　我没说话。
　　
　　他说，我注意你看了她三次。每次都是副歌的时候。副歌弹错了两个音，就是因为你在看她。
　　
　　我还是没说话。
　　
　　赵北川把线卷好扔进箱子里，说，算了，反正人已经走了。
　　
　　老周在后面喊，吃宵夜。
　　
　　赵北川说吃啥。
　　
　　老周说烧烤。
　　
　　我们就去吃烧烤了。
　　
　　那天晚上的事就这样结束了。我在烧烤摊上喝了两瓶啤酒，吃了十串烤土豆，赵北川和老周在讨论下个月的演出排期。没有人再提那个穿白衬衫的姑娘。我也没有再想她。
　　
　　第二天下午我去了录音棚。棚子那时候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时候我们刚租下来没多久，墙上还挂着我画的乐队logo，控制台上摆着一盆苏荷还没来之前老周养的绿萝。绿萝后来枯了。苏荷来了以后又养了一盆新的。这是后话。
　　
　　我坐在调音台前面，打开工程文件，把昨晚演出录音拉进去听。听到副歌的时候我按了暂停。
　　
　　那两个弹错的音还在。
　　
　　我把音频往回拉了一点，重新听了一遍。然后关了工程文件。
　　
　　赵北川进来的时候我在弹吉他。他放了两杯奶茶在调音台上，自己拿了一杯，另一杯推到我面前。
　　
　　他说，暮哥，你昨天晚上那两处弹错了，不是因为紧张。
　　
　　我继续弹。
　　
　　他说，是因为最后一排那个姑娘。你看到她以后就不会弹了。
　　
　　我停了下来。
　　
　　我说，我都不认识她。
　　
　　赵北川喝了一口奶茶，说，所以你昨天弹错是因为一个不认识的人？
　　
　　我没回答。
　　
　　他看了我一会儿，然后把奶茶推得更近了一点。他说，喝吧，凉的。
　　
　　我把奶茶拿起来喝了。是冰的。成都的夏天不喝冰的活不下去。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