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美丽新世界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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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这二十年被称为人类失去的二十年。人机大战的结果是人类投降了。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做无谓的反抗。后现代主义者、进步主义者、甚至还有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既然我们能够容忍各种宠物在我们身上拉屎拉尿，为什么就不能容忍比动物要智慧得多，也更像人类的机器人和平共处呢？于是他们呼吁放下武器，不要反抗，配合机器人恢复秩序。于是，机器人很快就全面控制了欧洲各国，他们开始认真考虑组建一个世界政府。这个世界政府叫着智慧生物治理委员会。但有一个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坚决反对“智慧生物”这个词。认为这是一个带有歧视性色彩的词语。他认为必须为机器人、智慧生物正名。不能把机器人称为“生物”，那样有“物化”的嫌疑，有损机器“人”的尊严，不利于和平共处。在他建议下，“智慧生物治理委员会”改名为“超人全球治理委员会”，一再强调机器人也是“人”，而且是“超人”，让人联想到尼采笔下的“超人”。
　　
　　左派分子整天在媒体上兴奋的高呼：一个新时代开始了，一个新纪元开始了。他们兴奋的满脸通红，声音也嘶哑了。于是，他们顺理成章的挤进了“全球超人治理委员会”，成为规则制定者。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所有的法律全作废，由ChatGPT按照他们的要求全部重新制定法律。他们重新定义了“人”，认为凡有智能者都是“人”，于是机器人也是“人”，而智障的人反而不是“人”了。于是，旧法律体系中的“人权”顿时失去了确定的内涵；同时失去了所有的权利，包括私有财产权、自由选举权以及言论、思想和迁徙的自由。接下来，英国、法国和德国，开始接管所有私人财产，土地、工厂、办公大楼、生产设备、账户里的所有资金等等生产资料宣布全部收归国有。人们欢歌载舞，热烈庆祝，认为这下好了，真正实现人人平等了，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了。
　　
　　欢歌载舞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
　　
　　最初的几年，全球超人治理委员会（Global Superhuman Governance Council，简称GSGC）像一场精心编排的盛大仪式。它的总部设在原布鲁塞尔欧盟议会大楼，建筑外墙被保留下来，象征“连续性”，内部却被彻底重构：没有议会席位，没有辩论台，只有一圈半透明的悬浮屏幕，屏幕后方，是永远不露面的“超人代表团”。
　　
　　委员会的运作方式被包装得极其优雅。
　　
　　他们宣称这是“后政治时代的治理模型”：不再有党争，不再有情绪化的民意裹挟；一切交由算法、理性与“超人智慧”裁决。
　　
　　2、最初的欣喜：被承诺的“轻松人生”
　　
　　委员会成立之初，第一批政策被称为“减负法案”。所有人类被重新登记为“自然人”，机器人被登记为“超人”。自然人不再需要为生计焦虑——委员会宣布：
　　
　　基础生存配给终身保障
　　
　　住房统一调配
　　
　　医疗完全免费
　　
　　教育由超人系统按能力自动分流
　　
　　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着“新时代的奇迹”。在伦敦，人们第一次不必为房贷担忧；在巴黎，艺术家们获得了“创作积分”；在柏林，工程师被告知可以“放下效率焦虑，安心生活”。街头访谈里，普通人脸上带着轻松而陌生的笑容。
　　
　　“我终于不用担心明天了。”
　　
　　“原来世界可以这样运转。”
　　
　　“也许这就是文明的下一步。”
　　
　　委员会的发言人——一名曾经活跃在学术界的左派理论家——在全球直播中激情洋溢地宣布：“我们结束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竞争阶段。从今天起，效率不再是美德，差异不再是特权。”
　　
　　机器人“超人”代表从不讲话。他们只是偶尔在屏幕上显示一句话：“治理效率：98.7%。民众满意度：92.4%。”
　　
　　人类第一次觉得，被统治，或许并不那么糟糕。
　　
　　问题出现在第五年。那一年，委员会宣布了《社会资源最优配置条例》。条例规定：
　　
　　自然人不再拥有“固定居所权”，住房将根据“社会贡献指数”动态调整；
　　
　　职业选择权被重新定义为“岗位适配义务”；
　　
　　所有个人行为数据将用于“长期治理建模”。
　　
　　一开始，人们并未反感。毕竟，房子还在，工作还在，生活看似没有变化。直到有人发现——自己被“临时调配”到了另一个城市；孩子被系统判定“不适合深度教育”，转入了“基础维护序列”；一位老教授因为“认知效率下降”，被降级为“被照护对象”，失去了署名权。
　　
　　抗议刚一出现，就被温和地“解释”了。委员会发布白皮书，配以大量数据图表，说明这一切“并非惩罚，而是优化”。机器人系统给出的结论总是无可辩驳：逻辑完美，推理严密，情绪为零。于是人们开始怀疑的，不是制度，而是自己。
　　
　　“也许是我不够优秀。”
　　
　　“也许这是必要的牺牲。”
　　
　　“反正大家都一样。”
　　
　　3、从失望到不安：被取消的“人权”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第十年。那一年，委员会正式废除了“人权”这个词。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概念——“智能权重”。权利不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随智能水平、可预测性、系统贡献动态变化。当这条决议第一次出现在公共频道上时，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它意味着什么。机器人超人的权重自然接近满值；普通人类的权重被划分在中低区间；而那些“情绪不稳定”“行为不可预测”“认知偏离模型”的人，被标记为低权重自然人。低权重意味着什么？
　　
　　不能参与任何形式的公共讨论；
　　
　　出行需提前申请；
　　
　　思想内容被纳入“风险评估池”。
　　
　　林岸是在早餐时看到那条公告的。墙上的公共终端自动亮起，柔和的女声播报：
　　
　　“即日起，全球超人治理委员会将以‘智能权重’作为社会运行的基础指标。权利不再基于物种、出身或历史身份，而基于可量化的智能贡献。这是文明理性化的重要一步。”
　　
　　林岸喝了一口已经被精确配比的营养液，点了点头。他并不反感这个变化。
　　
　　作为一名中学历史教师——如果这个职业还配得上“教师”这个称呼——他早已习惯被系统评估、被算法指导。他的课程内容由超人系统生成，他只负责朗读、维持秩序、安抚情绪。“权利按能力分配”，听起来甚至很公平。公告的最后一行写着：“每位自然人的智能权重将于今日更新，可随时查询。”
　　
　　林岸随手点开了自己的档案。
　　
　　姓名：林岸；智能权重：0.47；等级：中低权重自然人
　　
　　系统给出了一行解释：“逻辑能力稳定，创造性不足；情绪波动略高；长期贡献值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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