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0章 共治！朝廷离不开士绅！ (第1/2页)
　　
　　朝廷离不开士绅，这是中原王朝延续千年的惯例，根源在于治理模式的深层依赖。
　　
　　其一，朝廷需要这些读书人替他们牧民。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士绅便成了“圣人之道”的载体，他们熟稔经史，通晓伦理，能将朝廷的政令转化为百姓听得懂的乡规民约。
　　
　　地方官任期短暂，往往三五年便调任，而士绅世代居于此地，熟悉风土人情，能以“教化”之名化解宗族矛盾、调和邻里纠纷，让百姓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里安分守己，这比单纯靠官吏的严刑峻法更能维持长久的安稳。
　　
　　皇帝自称为“天子”，却不可能亲赴每一村每一户宣讲圣谕，士绅便成了连接皇权与百姓的纽带，替朝廷将“忠君爱国”的思想播撒到乡野之间。
　　
　　其二，士绅乡绅凭借自己在地方上的影响力，能帮地方官府完成朝廷的各项任务。
　　
　　征收赋税便是最关键的一环——田亩的多少、收成的好坏，只有土生土长的乡绅最清楚，他们出面丈量土地、核算粮税，既能让官府少费周折，又能靠着宗族势力逼迫佃户缴纳，避免百姓因官吏催逼过急而铤而走险。
　　
　　此外，修桥铺路、疏浚河道这些徭役征发，赈灾放粮时的秩序维持，甚至是征召壮丁入伍，都离不开士绅的配合。
　　
　　他们一句话，能让百姓乖乖出工；他们一句话，能让粮仓的粮食顺利运抵灾区。地方官若想做出政绩，首要便是拉拢当地士绅，否则政令只会成为一纸空文。
　　
　　这种依赖早已刻入王朝治理的骨髓：朝廷用科举功名笼络士绅，士绅用地方实权支撑朝廷，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
　　
　　士绅因此得以垄断地方话语权，甚至反过来影响朝廷决策，而朝廷也默认了这种“共治”模式——只要士绅不触碰皇权根基，便任由他们在乡野间作威作福，毕竟维持王朝运转，离不开这群“中间人”。
　　
　　比如朝廷要收税，田赋、丁银都藏在千家万户的田亩和人丁里，得靠士绅出面丈量、催缴，否则官吏下乡只会被百姓当作豺狼，激起民变；朝廷要维稳，地方上的宗族纠纷、流民闹事，得靠士绅带着族丁出面弹压，用“乡规民约”安抚人心，毕竟百姓信族长、信士绅，远胜过信官府的布告；朝廷要花钱，赈灾的粮食、修河的物料，多半要从士绅的粮仓、商号里征调，国库空虚时，还得靠他们“捐输”填补窟窿，皇帝赏赐的“义民”牌匾，便是对这种依赖的明证。
　　
　　士绅们正是攥紧了这根“朝廷离不开”的绳索，才能在地方上作威作福，在朝堂上与皇权分庭抗礼。
　　
　　你要加税？他们便喊“民不堪命”，煽动百姓哭诉求情；你要改革？他们便搬“祖制难违”，串联同僚百般阻挠；你要动他们的田产？他们便说“动摇国本”，让皇帝也得掂量掂量会不会激起士绅叛乱。
　　
　　正因为如此，即便蒙古鞑子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也不得不向这种治理惯性低头，采取包税制，给予地方士绅乡绅诸多便利。
　　
　　他们本是游牧民族，不懂农耕社会的治理逻辑，更无力派遣足够的官吏深入每一个村落征收赋税、维持秩序。
　　
　　面对广袤的中原大地和数千万以农为生的百姓，除了依赖熟悉地方事务的士绅，几乎别无他法。
　　
　　包税制便是这种妥协的直接体现——将一县一乡的赋税额度整体“包”给当地士绅，由他们自行向百姓征收，朝廷只问结果，不问过程。
　　
　　这等于默认了士绅在征税中的主导地位，他们可以借着“包税”的名义，在朝廷定的额度之外额外加征，中饱私囊；也可以凭借这种与朝廷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地方的权势，甚至将宗族势力延伸到官府难以触及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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