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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5章 “文化太可怕了”

  第525章 “文化太可怕了” (第2/2页)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愿意挤,总还是有的?”
  
  “不是。”
  
  “那是哪句?”
  
  “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歇。”江弦一脸平静道。
  
  郑晓龙这一等,1986年仅存几天的12月就过完了。
  
  眨眼来到了1987年。
  
  这一年被称为“国际住房年”,联合国搞的,意在提高对住房问题的关注。
  
  这事儿咱们国家很重视,还专门出了一套《国际住房年》纪念邮票。
  
  这事儿也足够深入人心,后来有个电视剧叫《我爱我家》,每集结束之前还会有数分钟的“我家花絮”,就是一些NG的镜头剪辑,还有和“我爱我歌”,就是主题MV作品,另外在片头会有一行字幕:“献给国际住房年”。
  
  就在这样全国人民喜迎“国际住房年”的氛围里,1987年第一期的《当代》发行了。
  
  朱琳还没读过《顽主》这篇,正巧前往欧洲,干脆带了一册1987年第一期的《当代》准备在飞行的路途中看。
  
  这次去欧洲的中国剧组成员很多,不过其中值得注意的一位是苏聪。
  
  苏聪这会儿其实有点尴尬。
  
  最开始,贝托鲁奇和托马斯找了两名作曲家给《末代皇帝》作曲。
  
  一位是给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配乐的莫里斯.贾尔,此君后来还配过《人鬼情未了》。
  
  另一个就是苏聪了。
  
  苏聪不算什么有名的音乐家,他是一名留学生,在德国,参加艺术节、国际作曲比赛,拿了不少奖,但钱没挣多少。
  
  偶然一次,他在《综艺》杂志上,看到贝托鲁奇找电影配乐,于是让他签约的出版社寄了一些作品给老贝。
  
  一年内杳无音讯,苏聪都快把这事儿忘了,结果过了一年,正准备读博的他突然接到京城打来的电话,说电影要开拍了,请您火速来京。
  
  苏聪因此来到了《末代皇帝》的剧组。
  
  可是麻烦很快来了,苏聪和莫里斯俩人的作品版权,因为早都签给了出版社,对托马斯而言,等于说少了一笔电影音乐版权,这就让托马斯觉得吃了个大亏,很不划算。
  
  贝托鲁奇干脆找上了坂本龙一,让他写的话,版本全都能拿到手里。
  
  莫里斯.贾尔听说了这件事,一气之下干脆扬长而去,剩下个苏聪。
  
  他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一番纠结之后,苏聪还是想珍惜这次配乐的机会,觉得拍中国的电影应该至少有一首曲子是中国人制作的,于是留在了剧组里,而且十分认真。
  
  他读了很多文献,走访了许多学者,老贝要求很多,音乐要写得有东方风情,还得有现代感,但是只给了苏聪一个文学剧本,让他时不时去片场看拍摄,闲下来就拉他讨论,苏聪只能白天看场景,晚上回去写,写了很多片段,大概有四五稿。
  
  这次去欧洲拍摄,他同样跟着。
  
  看着周围异样的目光,就像是在看一块儿狗皮膏药,苏聪自己心里也不好受。
  
  其实他也想过离开。
  
  而且他这么做,早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出版社和经纪人都认为他这是在浪费时间,在挥霍自己的才华,在做没有结果、没有意义的事情。
  
  包括家人、朋友,也都劝阻过苏聪,让他不要再在《末代皇帝》这儿耽误自己。
  
  苏聪说不明白。
  
  他想坚持。
  
  他就是犟。
  
  他就是想留在《末代皇帝》的剧组里,哪怕其他人都反对。
  
  心烦意乱间,苏聪从脚下的包里抽出几册上飞机前刚买的刊物。
  
  放在最上面的《当代》吸引住了他。
  
  准确的说,是写在《当代》封面上的一句话:
  
  “文化太可怕了,像食物一样,不吃,死,吃了便被它塑造了”
  
  只一句,便给苏聪吸引到了。
  
  他确认一眼。
  
  嗯,《当代》!
  
  他对《当代》有刻板印象,觉得这部刊物发表的,更多是些英雄事迹、农村生活的现实主义。
  
  苏聪还听一个作家朋友和他聊过,说以前他的文学观念非常错误,认为文学就是虚构,虚构就是说假话,当然了理论家们、编辑们不这么说,他们管这种叫作艺术真实,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啦,艺术的升华,给人以希望和方向啦。
  
  那时候这个作家在《当代》和《当代》的主编秦兆阳谈过,因为他的一篇后面没有结尾,秦兆阳就说这个主人公总要有归宿呀。
  
  “我的人物没归宿,只写了他那点事,写完就完了,我哪知道他的归宿?”
  
  那位作家说,自己动笔时就不知道,所以一直到完稿时也没想出归宿。
  
  秦兆阳说这样可不行,你这个人物要升华,要给人以意义什么的。
  
  他当时说的话比这说得还寒碜,什么要塑造一个新人,而那位作家那时也不知道该是怎么个写法,经他一点拨,似乎明白了点儿,接受了这种文学观念——
  
  要有一个光明的尾巴,要给人希望。
  
  可这光明和希望在哪儿?那就只能自己编了。
  
  所以那个结尾完全是生生制造出来的。
  
  这桩事是苏聪记忆里的一个笑谈,一次茶余饭后聊天听来的趣事。
  
  当时作家的口吻带着点儿讽刺的意味,对秦兆阳的评价也不算太高。
  
  苏聪不是作家。
  
  这事儿听听就过去了。
  
  可这也无形中组成了他对《当代》刻板印象的一部分:
  
  都是些“光明和希望”的。
  
  而从封面上这句话看来,这回的《当代》,似乎很不一般!
  
  文化太可怕了,像食物一样,不吃,死,吃了便被它塑造了这话,既不光明,也不希望。
  
  带着几分好奇,苏聪翻开这一册《当代》,这才发现这册《当代》竟然只发表了一篇,还是一位熟人的:
  
  江弦。
  
  在剧组里,苏聪也见过江弦几次,为了作曲顺利,还和他聊过一些剧情上的内容。
  
  没想到一眨眼,就在《当代》上读到了他的,还是这么隆重的一期专号。
  
  这位作家在国内的受欢迎程度,比他想象的还要高出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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