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3章 有的放矢 (第2/2页)
　　
　　半钱半粮，便是1080粮食，外加864万钱（粮价石八千钱）。
　　
　　即便是取高皇帝年间，长期稳定的粮价：千钱每石；
　　
　　一位中二千石级别的当朝九卿，其年收入也高达108万钱，外加同等价值的粮食。
　　
　　二百多万钱，也很可以了。
　　
　　就连最底层的百石小吏，年俸禄总价值，也高达足足十万钱——年收入就是一个中产之家的全部家产。
　　
　　如此丰厚的俸禄，自然没有多少官员愿意为了那仨瓜俩枣，就舍弃自己的名声，搞贪污腐败了。
　　
　　可以说，高皇帝年间，汉家由上而下、由内而外，无论官府、官方，还是百姓民众，都穷。
　　
　　唯独当官的，和封了国的彻侯不穷。
　　
　　——朝中九卿好几百万、百石小吏也有十万钱的高工资，想穷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了。
　　
　　反观现在，天子刘荣在朝。
　　
　　同样的‘丞相食禄万石，实俸四千石’，同样实际俸禄2160石的九卿中二千石们，其年收入，却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拿丞相来说：还是那两千石粮食，外加价值两千石粮食的钱。
　　
　　可粮价，却已经从高皇帝年间的千钱，乃至八千钱每石，跳水跳到了今年开春，主爵都尉官粮司对外报价的：粟三十五钱一石，麦五十二钱一石。
　　
　　官员俸禄，从来都是按照粟来计价的。
　　
　　也就是说，现如今，汉家的丞相俸禄，已经来到了七万钱，外加价值七万钱的粮食——总共十四万钱的水平线。
　　
　　十四万钱！
　　
　　丞相！
　　
　　中二千石的九卿，甚至还要在这个基础上减半，每年只有七万多，不到八万钱！
　　
　　百石级别，更是只有3500钱的年收入……
　　
　　3500千，在如今汉室够干什么？
　　
　　——最普通的粗抹布，价格都是11钱一尺！
　　
　　封建过节，想给老婆孩子、老母亲扯两匹布，各置办一身新衣裳，没个几百上千钱，根本就下不来！
　　
　　这还是最普通、最廉价的粗抹布！
　　
　　好歹也是百石的官，而不是无秩的吏，总不能真让妻儿老小，穿粗麻以上吧？
　　
　　但凡穿的稍微精细点，一年的收入便全砸进去了！
　　
　　再比如，逢年过节，三不五时沾点荤腥。
　　
　　去了市场一问：一只鸡百八十钱，还不能是下蛋母鸡，得是已经不下蛋的老母鸡。
　　
　　一顿稍微像样点的肉食，一家人就得吃掉几百钱。
　　
　　百石级别的官员，年收入才能让家人吃十几顿肉食！
　　
　　甚至于，哪怕不算其他柴米油盐酱醋茶——就只算口粮，顿顿吃粥！
　　
　　一百石粮食，也不过是四名成年男子一年的口粮。
　　
　　官员自己，外加妻子、儿女，但凡人数超过五、六人，一年的俸禄，便是连最基本的口粮都支撑不了！
　　
　　如此低微的俸禄，如何不贪？
　　
　　不贪就要饿死、穷死了，又怎能不贪？
　　
　　就算是礼绝百僚的丞相，年收入也才不过十几万钱而已。
　　
　　十万钱，又是个什么概念？
　　
　　——用太宗孝文皇帝的说法，十万钱，便是一户中产之家的全部家产。
　　
　　对农户百姓而言，十万钱，可以在长安附近买上三五亩田，为子孙置备下一份祖产；
　　
　　亦或者，可以在关中偏远一些的地方购买十几二十亩田，让某一个儿子从此拥有立身之本。
　　
　　但对丞相来说，十万钱真的多吗？
　　
　　功侯二世祖们只想说：十万钱，不过十金而已，别说买匹良驹了，连个像样点的异族女奴都买不到！
　　
　　过去这些年，‘当官的不指望俸禄过活’，也早已成为朝堂内外的共识。
　　
　　——有彻侯封国的，就靠封国产出的租税。
　　
　　哪怕只有千户食邑，租税收入每年也能有上万石粮食。
　　
　　丞相实俸四千石，这一万石粮食的封国租税，便是丞相俸禄的二点五倍！
　　
　　至于丞相，在大多数情况下，更是动辄三五千户的彻侯食邑，封国租税往往是俸禄的十倍不止；
　　
　　作为丞相，又有谁会在乎那二千石粟米、十万枚铜钱？
　　
　　明白此件种种，再来看如今汉室贪污、受贿蔚然成风，也就不难理解了。
　　
　　——汉家的丞相，只有一个。
　　
　　即便是在刘荣改革公卿官吏体制之后，汉家也仍旧只有丞相、大司马二人，食禄万石，实俸四千石。
　　
　　那么，那些不是丞相、不是大司马的人怎么办？
　　
　　尤其是那些占据绝大多数的‘百石小官’，每年拿着区区3500钱的俸禄，又该如何是好？
　　
　　只能贪。
　　
　　只能无所不用其极，上下其手，才能勉强维持生计。
　　
　　毕竟你没法指望一名百石级别的官员，能拥有几百户彻侯食邑，来为自己提供源源不断的封国租税。
　　
　　毫不夸张的说：如今汉室所面临的状况，和千百年后，日月王朝洪武年间的情形，可谓是如出一辙。
　　
　　——除非本身就家财万贯，否则，只要做了官，就必须贪！
　　
　　——剥皮实草也得贪！
　　
　　——不贪就活不下去！
　　
　　类似的例子，在过去这些年，也是屡见不鲜。
　　
　　先是太宗孝文皇帝年间的廷尉张释之，其早年，因为商籍出身而不得重用，在尚书台做了十几年郎官，负责整理文档，蹉跎时光。
　　
　　在得到袁盎举荐，并为太宗皇帝重用之前，张释之更是已经萌生出了辞官返乡的想法。
　　
　　至于原因，张释之给出的理由是：久宦减仲产。
　　
　　——做官做久了，导致兄长的产业，都因为我在长安做官而缩水。
　　
　　而当时，张释之是六百石级别的郎官。
　　
　　按照当时的粮价，张释之一年的收入，也起码有个四万钱。
　　
　　而张释之的兄长，却是身家数百上千万的大商人。
　　
　　可就是这么一个大商人，因为支持弟弟张释之在长安做官，便在短短十年的时间里，资产大幅缩水。
　　
　　四万钱的年收入，非但没能让张释之积攒下余财，甚至还差点把哥哥的家产败了个精光。
　　
　　如果不是得到袁盎举荐，并为太宗皇帝众人，最终官至廷尉、列汉九卿，只怕张释之的家族，还真就要‘一人做官，全家返贫’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