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荆楚晨曦 (第2/2页)
  
  “爹爹,”小文渊描了几笔,注意力又被案角几页撕破的残稿吸引,那上面有“改制”、“孔教”等字样,他仰起小脸,不解地问,“为什么要把书撕掉?先生不是常说,要敬惜字纸吗?”
  
  谢明远闻言,动作顿了一下。他顺着儿子的目光看向墙角那个用于焚化字纸的铜盆,里面尚有未燃尽的纸屑,边缘焦黑,字迹模糊。他沉默片刻,将儿子抱到膝上,目光望向窗外被烈日晒得有些发蔫的银杏叶片,声音低沉而缓慢:“渊儿,有些火种,过于明亮,会灼伤持火之人,也会引来扑火之蛾。唯有将其深埋在灰烬之下,方能等待风起之时,再度燎原。”
  
  他的话语对于五岁的孩童来说,未免过于深奥。小文渊似懂非懂,只是觉得父亲此刻的神情,与平日里教书时的严肃截然不同,那里面有一种他无法理解的、沉甸甸的东西。
  
  便在这时,院墙外原本喧闹的市声陡然拔高,变成了激烈的争吵与推搡声。福伯急忙关上临巷的窗户,但嘈杂声仍清晰地传了进来。似乎是一群留着辫子、穿着号衣的衙役,与几名穿着新式学生装、剪了短发的年轻人在对峙。隐约可闻“乱党”、“妖言惑众”、“言论自由”等词语碎片。几张印刷粗糙的传单被风卷起,越过院墙,飘飘悠悠地落在天井的银杏叶堆里。
  
  小文渊好奇心起,趁着福伯不注意,溜到天井,捡起一张飘到脚边的册页。那纸质量粗劣,上面印着《湖北学生界》的字样,还有“革命”、“排满”等墨迹浓重的标题。他正待细看,母亲云娘已疾步从厨房出来,一把将他抱起,低声道:“脏东西,莫要乱捡!”说话间,她绣着缠枝莲纹的鞋底,不经意地踩过传单上那个硕大的“革命”墨字,湖绉的裙裾带起一阵微风,掀动了厨房门口大木盆里正在浸泡的青青粽叶,发出沙沙的轻响。
  
  宣统元年(1909年),春。
  
  八岁的谢文渊迎来了开蒙正式拜师的重要日子。仪式就在谢家塾学的正堂举行。香烟缭绕中,至圣先师孔子的画像高悬于壁,神情肃穆。谢明远端坐于师位,面容比往日更加庄重。小文渊穿着一身崭新的蓝布长衫,在福伯的指引下,向孔子像行三跪九叩大礼,然后向端坐的父亲磕头奉茶。
  
  或许是紧张,也或许是袍角被什么绊了一下,最后一个头磕下去时,额头竟重重碰在青砖地上,发出一声闷响。一缕鲜红的血珠立刻从他白皙的额角渗了出来,滴落下来,正巧落在他身前那方刚刚研磨好的、漆黑油亮的徽墨之上,迅速洇开一小团暗红。
  
  谢明远眉头微蹙,却并未起身,只沉声道:“男儿志在四方,皮外伤何足道哉?起身,听训。”
  
  小文渊忍着眼眶里的泪水,依言站起,垂手恭立。
  
  “吾辈读书,当明理、立志、修身、齐家,而后方谈治国平天下。”谢明远的声音在祠堂里回荡,“‘学而优则仕’,乃千古正途。如今科举虽停,然朝廷开办学堂,亦需真才实学之辈。你当潜心向学,勿负韶光,他日……”
  
  他的训诫话语被一阵由远及近、沉闷而极具力量的轰鸣声打断。那是从城外传来的火车汽笛声。几年前,卢汉铁路(京汉铁路)通车,铁路线恰好从荆州城外经过。这现代工业文明的象征,其声音对于这座古老城池而言,既熟悉又仍觉刺耳。堂下的学童们,包括额角还在渗血的小文渊,都忍不住微微侧耳,眼神中流露出难以抑制的好奇。
  
  谢明远的训话顿了顿,看着台下那些稚嫩脸庞上对窗外世界的向往,他终究没有继续“学而优则仕”的话题,只是挥了挥手,示意开始诵读《幼学琼林》。
  
  自那以后,谢明远虽依旧严格要求儿子的学业,却似乎默许了他一些“逾矩”的行为。比如,小文渊可以搬来梯子,爬上那间平日紧锁、堆满杂物的阁楼,从那落满灰尘的书箱里,翻出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或是徐继畬的《瀛寰志略》,一看就是大半天。那些描绘着奇异风物、坚船利炮、世界格局的插图和论述,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完全不同世界的窗户。
  
  某个夏夜,小文渊被蚊蚋叮咬醒来,起身如厕。经过父亲书房时,见里面竟还亮着灯。他悄悄从门缝望进去,只见父亲谢明远独自坐在灯下,手中拿着的并非线装书,而是一份新式的《申报》。报纸头版赫然印着几张北洋新军在保定演练的照片,军容整齐,器械精良。油灯跳跃的光焰下,父亲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照片上那些士兵的身影,眉头紧锁,眼神复杂,怔怔地出神了许久,许久,最终化为一声几不可闻的悠长叹息。
  
  最令小文渊感到奇妙的,是堂前檐下那对年年如期归来的燕子。每年春分前后,那对灵巧的黑色身影总会准时出现在银杏巷的天空,它们衔泥筑巢,哺育幼雏,羽翅翩跹间,精准地掠过屋檐下那串在风中叮咚作响的铁马风铃。它们的轨迹,仿佛亘古不变。然而,小文渊懵懂的视线也注意到,它们剪过的天空下,古城墙上飘扬的龙旗,形制与图案,似乎在这几年间,有了某些微妙而不可逆的改变。一种无形的、令人心悸的骚动,如同地底运行的暗流,在看似平静的市井生活下悄然涌动。
  
  当他终于在父亲的教导下,能够流畅地背诵《尚书·禹贡》中“荆及衡阳惟荆州”的篇章,并开始初步理解脚下这片土地古老渊源的那个秋天——宣统三年,岁在辛亥,公元1911年10月10日——一个注定要被历史铭记的日子。那天午后,他正坐在老银杏树下,就着石凳临摹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突然,从东南方向,隔着宽阔的长江水面,隐约传来一阵沉闷的、连绵不绝的轰鸣,仿佛盛夏的闷雷,却又带着某种人为的、毁灭性的力量。
  
  他手中的毛笔一顿,一滴浓墨重重地滴在宣纸上,迅速晕开一团丑陋的污迹。几乎是同时,头顶那株见证了谢家数代风雨的老银杏树,无数原本还泛着青绿的扇形叶片,竟无风自动,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比往年任何一个时候都要早,都要急,瞬间覆盖了石凳、石案,和他尚未完成的字帖。
  
  秋日的阳光,透过骤然稀疏的枝桠,在地上投下斑驳而凌乱的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