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三章 本位 (第2/2页)
　　
　　在百家之制中，一忠君，二忠国，三勤政，四依法，五务实，六清廉，却对德思要求不高，偏偏地，这部分最重要。
　　
　　“回上君，臣确有所得。”
　　
　　公孙弘从袖中取出了简帛，交给了绛伯，又由绛伯呈于御案。
　　
　　刘据定睛望去。
　　
　　相府之鸣：自平王东迁，昔日赫赫的西周王朝就失去了对“天下”诸侯的号召力，它使周代标志等级分层的礼乐秩序迅速瓦解，一种新型朝廷体制却在这种“礼崩乐坏”中萌芽、发展。
　　
　　这既是历史和时势的偶然，同时也蕴含着历史与逻辑的必然。
　　
　　“王畿——分封”的体制的崩坏，导致了传统的宗法血缘“亲”“尊”制度内的上下陵替。
　　
　　这使得春秋战国成了一个诸侯无统、会盟无信的时代。
　　
　　各诸侯国之间，不得不在竞争、冲突、博弈的态势下，为了保持自己的利益而重构一种新型的列国之间互惠、平衡的内外秩序，由此塑造了后西周时代各诸侯国之间一种新关系。
　　
　　当宗法血缘尊卑等级秩序来规范天下诸侯、公卿、封君、贵戚的外在束缚力量消失，各诸侯国内部公室、卿族、大夫、陪臣等阶层的权力斗争正式开启，大小相侵，新起的权贵大权在握，形成了上下僭越、权臣执政的局面，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等例子，便是实证。
　　
　　出于贪欲、权力欲，权力不断发生更替、转移。
　　
　　夺权卿族鉴于权臣当国的史鉴，为了不重蹈覆辙，而产生了对本国旧贵、封君的遏制欲望，并为此建立一种全新的朝廷体制和制度模式。
　　
　　“朝廷本位！”
　　
　　刘据忍住心潮的澎湃，继续看下去，从先秦至秦汉，被分成了两个阶段，即通过春秋战国的历史进程，而形成与西周不同的战国体制，也就是由西周时代的王权与治权分离的体制向王权与治权相互合一的君主集权的官僚体制转换。
　　
　　疏中认为，虽说庞大的秦王朝历经二世便轰然坍塌，但是其兴灭忽焉的历史教训，重新构建了新兴的“汉家制度”。
　　
　　这种制度会长久地影响着汉家，整个大汉，甚至悠悠华夏的无尽岁月。
　　
　　公孙弘在章末述说，大汉需要一种德思，但这种德思，不必来源于百家中的任何一家，因为万千黎庶能完完全全地笃信的德思，并不需要多么高深。
　　
　　寥寥数字，能让百姓明白君主、朝廷所思所想就够了。
　　
　　为大汉的未来做个简练至极的“大纲”。
　　
　　而这个“纲手”，只能是大汉的君主。
　　
　　有那么一刻，刘据都有种自己配得上“纲手”吗的思考。
　　
　　不由得哑然失笑，如果自己不配，那这天底下就没人配了，父皇更加不配。
　　
　　“老相国，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刘据紧紧地盯着自己的麒麟阁臣。
　　
　　照此疏推行开来，刘据的圣名将来到史无前例的程度，天下人皆诵吾名，光是想想，都让人心颤。
　　
　　“请上君为我大汉朝定‘心’。”公孙弘再拜，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清醒。
　　
　　大汉帝国的顶层设计，就要在今日诞生。
　　
　　刘据努力平复着心潮，良久都不能平静，事关整个帝国几百年，乃至于上千年的政令走向，换谁都坐不住，索性，刘据从御座走下，在大殿里踱步。
　　
　　公孙弘没有催促，将丞相府无数门客争鸣之音化为一策，他的心力都快熬干了，一旦事成，也不负人间走这一遭了。
　　
　　殿侧的太史令司马谈不知不觉间摒住了呼吸，持笔的手一动不动，只等圣言出金口，传于千秋万世。
　　
　　汉制，或为终制。
　　
　　“太祖高皇帝、太宗皇帝之德，寡人回归长安之时不敢忘，今亦不敢忘，‘实事求是’四字，仍愿与众卿共勉！”
　　
　　圣音未落，公孙弘颂圣之声已然响起，“上君大德也。”
　　
　　知道华夏过去而不知道大汉未来的老迈丞相，愿意毫无保留相信年少君主的智慧。
　　
　　史笔落之。
　　
　　“寡人与丞相就兴国之事有终论，‘以民为本’，百姓存而寡人存，百姓毙而寡人毙，前时如是说，今亦不敢改。”
　　
　　公孙弘动容了。
　　
　　仅此一句，便可让他留名万世，上君，上君，待臣何以之厚。
　　
　　时至今日，他终于体会到当年与辕固生、冯唐同殿而试，两位大贤对易老的感慨，此时此刻，他也有了。
　　
　　史笔再落。
　　
　　“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唯有广施德化，使恩有余地，方为子孙立万代之基，是以，‘藏富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