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一章 三个臭皮匠 (第1/2页)
　　
　　刘易斯回到威特菲尔德街七号五楼的租屋时，已是午夜两点。
　　
　　破旧的楼道里依旧狭窄得像一条缝，墙皮剥落，木板松动，隔壁奶酪仓库的酸腐味顺着窗户钻进来，煽得空气都发黏。往常刘易斯一闻到这味道就头疼、想吐、想骂娘，恨不得拿上火把将奶酪仓库烧个干净。
　　
　　但今晚，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仿佛这臭味并不是臭味，而是一种……一种贫穷的象征，在刘易斯三十年的人生中，他竟第一次觉得，这种象征正离自己越来越远。
　　
　　按理说，这个时间，他本该在格林酒店那间预订好的套房里呼呼大睡，那是他人生第一次住一镑一晚的奢华房间，床单是熨过的，壁炉是亮堂堂的，洗澡水是热的，服务生还会在你的脚边铺一块脚垫……
　　
　　那简直就是人生的最高待遇。
　　
　　对于他这种平时连啤酒钱都要算计的一便士记者来说，更是奢侈得像骗局。
　　
　　但他偏偏没住。
　　
　　他坚持回家。
　　
　　不是因为节俭，也不是突然良心发现，而是另外一个理由——他睡觉认床。
　　
　　如果今晚睡在酒店，他明天一准睡过头，或者迷迷糊糊陷在羽毛枕头里不想起。
　　
　　可明天早上，他要去一个地方，一个能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地方——白厅街4号，苏格兰场。
　　
　　他要去拜会亚瑟·黑斯廷斯爵士。
　　
　　那位愿意记下他住址、把名片递给他、动动手指就能让所有骇人听闻的案件送到他手里的大人物。
　　
　　因此，即便刘易斯醉到眼睛都快睁不开，但他却依然像是个害怕耽误考试的穷学生，坚持要回自己这间床板硌腰、枕头发霉的破租屋，好让明天早上的闹钟（其实是六点钟楼下那几辆拉奶酪大车的铁铃声）把他准时叫醒。
　　
　　为了回家，他硬是在科文特花园，从那群刚刚看完戏准备回家的绅士淑女们手里，花高价抢下了一辆出租马车。
　　
　　“威特菲尔德街……七号……五楼！”
　　
　　他醉得舌头打卷，车夫也嫌他身上酒味大，委婉的拒绝说：“抱歉，先生，但是我看见是那边那位先生先招的手。”
　　
　　刘易斯甩出两先令。
　　
　　又甩出两先令。
　　
　　又掏出最后的半先令。
　　
　　车夫立刻闭嘴，把他扶上了车。
　　
　　高昂的打车费砸得刘易斯心在滴血。
　　
　　为了支付这趟车费，他今天下午刚写进小账本的“去摄政街买一条新领巾”、“去杰明街淘换一只二手银怀表”以及“两份明早的报纸”不得不全部删掉。
　　
　　但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马车一路晃，他差点在车厢里睡过去，可是一想到明早如果迟到，让亚瑟爵士等他……
　　
　　不！
　　
　　刘易斯吓得浑身一激灵，像是被一桶冷水浇在脑袋上。
　　
　　这种级别的大人物，能给他一次机会已经是上帝开恩，至于第二次……
　　
　　想都别想！
　　
　　于是他死死撑着，不让自己睡。
　　
　　到了威特菲尔德街，他付完了钱，几乎是被车夫一脚踹下车。
　　
　　午夜的风迎面吹来，吹得他脑袋更晕，但那张“无名小卒”的名片在他胸口口袋里却热得像火炭，烫的烧心。
　　
　　刘易斯踉踉跄跄地爬完五层楼梯，开门，进屋，然后整个人瘫坐在床沿，就像是条被洗衣妇拧干的破布。
　　
　　窗外的天色早就暗下来了，透过月色可以看清这间小的可怜的租屋，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半截蜡烛，以及一本快要写不下的记事本。
　　
　　夜风吹过窗框，木板咯吱咯吱的响。
　　
　　刘易斯在床上躺下，又坐起，再躺下，再坐起。
　　
　　睡不着。
　　
　　完全睡不着。
　　
　　毕竟这种事，这种离奇得像梦，却又真实得要命的事，实在是让人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那张名片，被他捏在手心。
　　
　　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摸了它多少遍。
　　
　　纸张是厚重的，墨迹是清晰的，每一行字都沉甸甸地压在他掌心，压在他的胸口，让他喘不过气。
　　
　　Sir Arthur Hastings
　　
　　警务专员委员会的常务秘书，帝国出版公司的董事会主席，甚至还是王室的非常驻侍从官，与女王陛下关系亲密……
　　
　　刘易斯越看越是欣喜，越看越觉得高兴。
　　
　　他忽然笑了，笑得像个喝醉的傻子，但他的眼角却湿润的。
　　
　　因为越是激动，他就越会记起过去三十年里那些难堪的日日夜夜。
　　
　　他出生在肯特郡一个破落的海边渔村，父亲是个吊儿郎当的渔夫，母亲死于风寒，父亲因酗酒与债务被教区送进了济贫院。而刘易斯这个半大孩子，本来也该跟着进去，在那些冰冷的石头墙里织麻绳、拧线头，吃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水。
　　
　　但教区执事嫌弃济贫院人满为患，觉得让一个半大孩子吃白饭不如把他送去伦敦做事。
　　
　　于是他联系了一位在伦敦开印刷铺的远房亲戚，刘易斯被塞上马车，连同一件旧外套和一袋燕麦饼干一起丢进伦敦城。
　　
　　没有人大发慈悲，只是英国教区做事的一贯方式——能省一笔是一笔。
　　
　　刘易斯的住处被安排在印刷铺后头的小阁楼里，他每天负责搬纸、洗字模，手指被割了多少口子他已经记不得了，可他那时不敢叫苦，因为阁楼里还有另外三个比他更小的孩子，他们连床铺都没有，只能睡在麻袋上。
　　
　　没人关心他们的名字，也没人记得他们从哪里来，仿佛他们就是几只被丢进城市的野猫，死不死都无所谓。
　　
　　直到他十二岁那年，印刷铺倒闭了。
　　
　　老板抢在债主上门前，卷钱跑路了，孩子们则被赶上街头。
　　
　　那时候，刘易斯的兜里，只有半个便士。
　　
　　半便士能做什么？
　　
　　买不到热饭，也租不起床位。
　　
　　刘易斯那一晚，差点冻死。
　　
　　那是他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他是世界上最不值钱的那种人。
　　
　　然而，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喜欢开玩笑。
　　
　　第二天凌晨，他是被报童的吵闹声吵醒的。
　　
　　那小子年纪不大，却骂街骂得中气十足，手里还挥着一迭皱巴巴的小报：“号外号外！外交大臣死了！最新消息，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死了！自杀丑闻！自杀丑闻！一便士就能看全部细节！”
　　
　　刘易斯盯着那张报纸看的时间太久，以至于报童以为他想看霸王报，还冲他吼：“一便士看完，别想赖着！”
　　
　　刘易斯把兜里唯一的半便士掏出来，结果还被那小子嫌弃：“半便士？那你只能听我念！”
　　
　　说完，那小子便拿着报纸大声读给他听，读得断断续续，却把整件事嚷嚷得像是末日审判似的。
　　
　　那是刘易斯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新闻的力量，原来一位内阁大臣的死，也不过是标题文字用的大号一些。
　　
　　实际上，刘易斯并不算完全的文盲，他小时候在肯特乡下的主日学校断断续续的读过几年书，后来在印刷铺干活，为了认得铅字，老板还逼着他背会了半本拼写表。
　　
　　只不过，从前没人告诉过他，会认字原来还能当饭吃。
　　
　　印刷铺倒闭后，他在街头晃了大半个月，靠着给人拎包跑腿、在酒馆替人读新闻勉强混日子。
　　
　　有一次，一个码头工人拿着一封信，说是要寄给报社，让刘易斯帮忙掌掌眼。
　　
　　那是篇写得乱七八糟的控诉信，错字一箩筐，语序也颠倒的不像样。
　　
　　刘易斯照着自己的理解改了几句，再添上一两句主日学校式的道德评语。
　　
　　几天后，他看见那封信，居然被一份廉价小报登了出来。照着他改过的样子，一字不差。署名当然不是他的，而是写着——来自一位关心此事的工人。
　　
　　卖报的报童随口说了一句：“副编辑说，这种东西多多益善。谁要是能写，抄一段送去他们那里，说不定还能赏他几个便士。”
　　
　　那天晚上，刘易斯用掉了他所有的钱，买来了一张干净的稿纸和一支笔，试着写下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条新闻——据威特菲尔德街消息，一名醉酒的马车夫把马车撞进了面包店门口的橱窗……
　　
　　字写得歪歪扭扭，墨也蹭花了，可第二周，那段豆腐块大小的新闻，竟然真的出现在了一张匿名小报的角落里。
　　
　　随之而来的，是从投递口里掉出来的一枚先令……
　　
　　刘易斯在床上想着想着，竟不知何时睡了过去。
　　
　　直到一阵刺耳的铁铃声，把他从梦中惊醒。
　　
　　清晨六点。
　　
　　楼下奶酪大车的铃声一如既往地粗暴，伴随着木轮碾过石板路的哐啷声，把沿街的租户们一一“踹醒”。
　　
　　刘易斯猛地坐起，像被针扎了一样跳下床，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到那张破桌子前。从桌角边拿起那个装着残破肥皂和毛边抹布的水盆。
　　
　　他着急忙慌的下楼打了点冷水，随手捧了几把拍在脸上，激得牙关直哆嗦。
　　
　　没有几分钟，刘易斯便换上了自己最体面的那件衣服，那件“落水式叙事”为他带来的最大收获，每当穿上它的时候，刘易斯便会感觉到心中油然而生的那一点点奇怪自尊。
　　
　　他把口袋里的名片摸出来看了一眼，那几行字依旧沉稳、锐利，让人心头发紧。
　　
　　刘易斯深吸一口气，把名片小心翼翼塞回外套内侧的暗袋，然后，他奔下五层楼梯，冲到街上打了辆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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